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06期

上传时间:2008-2-3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主讲人：茅于轼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
　　　　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
　　　　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
　　　　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
主持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07年11月20日（星期二）19：00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教室

   茅于轼教授从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讲起，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制度经济学的内涵。他首先讲了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分析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即“自己的钱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为他人花”、“他人的钱为他人花”以及“他人的钱为自己花”，讲述了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其次讲了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的利害，如何影响人的决策。最后得出了结论：买卖过程即物的流转增加了社会财富，所以交换可以创造财富，交换改变了人类历史。

主持人：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是我们“民商法前沿”论坛交叉学科系列讲座制度经济学系列的第一讲，比较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活动的老师和同学肯定都知道，我们去年推出了交叉学科系列讲座的政治哲学系列，而且演讲的内容已经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的出版了。这学期我们就推出制度经济学系列，而且下学期我们还将继续的推出中国近代思潮这样的交叉学科的系列讲座。
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我们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师，我想大家先对茅于轼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对于茅老师我想不用做更多的介绍，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对茅于轼老师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可能没有见过他也会对他非常的熟悉，我这里不想历数茅老师更多的兼职，以及他所出版的、诸多的在学界特别有影响力作品，茅老师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不是一个仅仅坐在书斋里面去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据我的了解，茅于轼老师曾经在93年的时候就在陕西推行小额贷款的试验，而且茅老师还办了一个扶贫学校，我记得有媒体说这是大经济学家办学校来培养保姆，所以茅老师把自己一些经济学的思想落实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间去，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在座各位的学习，我也借此机会表达对茅老师的敬意。
时间非常的宝贵，我就不再占用更多的时间，下面有请茅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晚上的学术报告就是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大家掌声欢迎！（掌声）

主讲人：谢谢王教授的介绍，我感到非常荣幸来到人民大学讲制度经济学。

第一个问题，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区别
   首先，我讲一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什么不同；按理说，经济学它就包含了制度经济学，但是我们习惯讲的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习惯讲的经济学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制度经济学与这些有什么不同呢？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或者说研究一个人、一个物把他用在什么地方最合适，这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比如建造一个发电站，这个发电站的地址选在什么地方，用水发电还是火力发电还是原子能发电啊，这都是资源配置，比如用火力发电你的煤从哪里运来啊，资源配置就是人力、物力怎么协调的问题。制度经济学也是研究配置的，但是它要研究人的利害怎么影响了人的决策，什么是制度？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我的理解就是，把决策与人的利害联系起来。我们常常说屁股决定脑袋，你站在什么立场，你就说什么话，其实这里面就有制度经济学的意思在里面。例如，大家知道，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我想这个政策不是太正常的，正常的政策应该是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或者平均起来应该是二点一个孩子，因为每个家庭生一个孩子人口的数量是要减少的，人口数量减少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去争论。但是，从人口增加变成减少的动态过程是很复杂的，这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我本人也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相比美国而言，美国与我们一样大的地方，人口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他的资源比我们的条件要好，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生活起来很舒服。与日本相比，日本就差一些，日本人口密度比较高。我虽然也赞成人口要少一点好，但是怎么个少法，是不是继续执行一个家庭就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这是大有问题，我看了很多资料就谈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将来会碰到非常严重的困难。这怎么涉及到制度经济学呢？我们国家计生委系统的人差不多无例外的都坚持要搞计划生育，他们说服了温家宝总理，把坚持计划生育在十一个五年计划，甚至十二个五年计划还要坚持下去，这个说法引起了国内很大的争论。为什么计生委的人都赞成计划生育呢？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是吃这口饭的，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权力，超生可以罚款，而且可以罚到几十万元，你要把他手里的权力取消了，他是不高兴的。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计生委的这些干部全国有几十万人，如果把计生委取消了，他们的饭碗就没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我们国家要保护耕地，这是谁提出来的啊？国土资源部！耕地需要不要保护呢？这是需要商量的，我是不主张保护耕地的，但是我不赞成破坏耕地，我反对的是冻结农用地，这个政策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觉得他们错了，一块土地干什么用，看它周围的条件，看它本身的环境、土壤、面积、所在地等等，你怎么说永远种地是最好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类似的问题太多了，我提供给大家一个分析问题的窍门，他的意见与他的职务有没有关系，这样一分析就可以分析出很多虚假的、宣传性的主张。过去建三峡就有这个问题，研究三峡的人没有不赞成建造三峡的，他一辈子做这个研究，如果不让他搞了，他就会很不高兴。当然，三峡该不该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就说，人的主张与他的职业有关系，类似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里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看很多人鼓吹这个问题，把它说的非常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是靠这个吃饭的，国际机构给他很多资金研究这个问题，开会、到处去旅行、宣讲，我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问题，气候变暖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被歪曲，他的原因就是与人的利益发生一定的关系了。
   下面我讲一下，制度经济学怎么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它的角度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不同，我来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自由选择》一书当中讲到的，这个例子讲花钱有四种花法：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别人的钱，是为自己花还是为别人花，这四种情况它的效率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自己花自己的钱，花钱是花自己的钱，花钱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需要。第二种情况是，花自己的钱为别人，比如我有一个朋友过生日了，我想送给他一个礼物，送礼的钱是我来出，但是为的不是我自己的，为的是我朋友，我就得猜他喜欢什么，猜的结果也可能是猜对了，也可能没有猜对，如果猜错了这个钱可能就浪费了，送给他的东西可能被束之高阁了，甚至最后变成垃圾了，这种花钱的方法就是不太有效率。第三种情况是，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花，比如说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报销书报费一百元钱，公家给你报销，你就可以在这一百元钱的范围内尽量买你所需要的书报，你买的书一定是你喜欢的书，但是这个钱是人家的钱，你绝不会说我买够了，不买了，省一点钱吧！他让我报一百元钱的书报费，我一定会买到一百元钱，所以用别人的钱为自己，它的特点是用的钱倒是用的不错，为了自己，但是用钱的数量是很浪费的，他不会节约的。第四种情况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批报销单，你批准不批准这笔报销也不会给你，但是这个权限在你手里面，你不批这个钱就不能报，他批准了，对他来讲，这个钱也是用了别人的钱，而且也是为了别人，与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他实在是搞不清这笔钱是该花还是不该花，他只能看规定，这个规定有一系列的条款，什么样的钱可以报，什么样的钱不可以报，到底这笔钱花的有效还是没效，他一概不知道，也不会节省，也不会有效。
   这个例子说明了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里面，它不研究这个问题，它不研究这个钱为谁花，这点重要还是不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提高一个社会花钱的效率，你要尽量使每一块钱用自己的钱为自己。这在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应用，比如说扶贫的钱，现在扶贫的钱是国家从预算里面交给政府的扶贫办，扶贫办把它发送到帮助贫困方面，他们怎么花这笔钱呢？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扶贫办自己不是穷人，但是这笔钱国家有任务，一年要花多少钱，他也不会节省，他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最贫困的人，这个问题是很难搞清楚的，比较好的办法是，不要让别人花别人的钱，为了别人话别人的钱，尽可能的自己花自己的钱。现在老百姓通过纳税变成政府的收入，政府拿着这个收入去做扶贫，最好的办法就是老百姓不通过政府，尽可能的直接交给贫困人口，这个效率就可以提高了。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扶贫是一个很专业化的问题，你怎么确定一个人需要扶贫，用什么办法花这笔钱是最有效，这是一个大学问。所以有很多民间组织专门来做扶贫，比如美国除了政府的社会救济之外，慈善机构政府是不做的，我们中国有中华慈善总会，美国政府没有这个机构，不过中国政府也不说这是政府机构，中华慈善机构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中华慈善机构的会长是共产党委派的，老百姓在这里面没有多少发言权。这就说明，花钱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花别人的钱还是花自己的钱，是为别人花还是为自己花，这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想法。
   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启发，我也想出了一个举证，我的举证是一个挣钱的举证，就是用谁的劳动为谁挣钱，也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挣钱；第二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挣钱；第三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挣钱；第四种情况是，拿别人的劳动为别人挣钱。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四种劳动那一种有效率，那一种没有效率：
    第一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挣钱；这就是个体户、马路上摆摊的，他就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他一点也不会偷懒，晚上很晚了他的摊点还摆在那里，还在等待最后一位客人的到来，不需要有人进行监督，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每付出一份劳动都有一份回报，这个效率是最高或者最好的。
    第二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挣钱；这就是一个小老板雇用了几个打工的做帮手，比如我开了一个小餐馆，雇了几个伙计，这些人对我来讲，我是用他们的劳动为我赚钱，他劳动的好我就赚的多，但是人都有偷懒的习惯，所以我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去监督他，我本人的劳动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劳动要用来对他们进行监督。大家知道，监督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这种安排他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第三种情况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挣钱；什么情况属于这种情况呢？义务劳动，自己参加义务劳动，劳动的果实不是自己的，但是付出的劳动是自己的。义务劳动的效果是很差的，今天号召大家义务劳动，大家都统一的坐车去了，比如是植树，最后到底是所种的树能活不能活，不关我的事情，因为这个成果不是我享受的，而是大家所享受的，我只要好好的去表现，没有偷懒就可以了，到底树种的怎么样，只有天晓得了，这种劳动是很没有效率的，并且是效率是很低下的。
    第四种情况是，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挣钱；这种情况是国营企业的经理，他就是为别人的劳动为别人，他也不用自己的劳动，劳动果实也不归他，他雇了一批员工，要他们好好劳动，劳动的成果也不归自己享受，到底成果好不好也不关他的事，他们没有什么积极性，不会考虑劳动的效果怎么样。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规章把业务给完成了就可以了，至于说劳动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节约了劳动，劳动的成果是好是坏，也不太考虑的。
    我们看这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第四种情况相比较，一个是最有效率的，一个是最没有效率的，这个道理简单的不得了，用不着长篇大论的来论证它，它就很清楚的说明了，为什么国营企业搞不好？为什么个体摆摊的搞的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有些人做个小买卖还可以，但是办个大公司可能是不行的。因此，就想得各种办法，使得大公司也能够差不多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有各种制度设计就出来了。有人说经理人的期权，首先是经理人持股，经理人也变成老板了，他就有积极性创造财富了。但是这个效果还不够强，就变成期权，公司股票涨了，你可以用低价格买涨了价钱的股票，因此他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去为公司创造财富，这种安排就是使得他本人的劳动自己能够享受到成果。但是大家也知道，期权的安排出了很多的问题，经理人员只追求股票价值，但股票价值和企业价值终究还是有所不同，他用各种短期的设计性的办法把股票的价格涨上去，企业好不好不一定。
    刚才我们举了一个消费举证和一个生产举证，这两种举证都事关效率，花钱的效率好不好，劳动生产财富的效率好不好，这两个问题在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里面不进行讨论的，可是它非常的重要。其实任何一个买卖，从一方当事人到另一方当事人，任何一种商品买卖它一定是从卖方卖给买方，它一定是卖方这边他对同样一个商品估价低，买方对同样的商品估价高，或者说在谈判价格的时候，卖方有一个底线价格，这个底线价格他不会告诉别人，低于这个价格他可能就不能交易了，他要尽量争取高于这个底线价格。另外，买方也有一个底线价格，高于这个价格买方可能感觉到没有什么利润，他也不会进行交易。如果卖方的底线价格低，买方的底线价格高，这个买卖可能就会做成，但也可能做不成，因为互相信任了，信息不对称等等，但是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成交价一定是在这个差价之中，这个道理不管你买什么都是一样的。一个商品从卖方到买方，从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价值高的地方，当完成这个交换过程的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社会的财富就增加了。因为它从一个低价值的地方转移到高价值的地方，这个就是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就是人的利益怎么影响到他的决策，买卖是赚钱的，所以人们要进行买卖，这个与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交换不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但我们拿制度经济学进行分析，这个说法是存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的结果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因为一个商品从低价值变成了高价值，这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商品的价值是随着时间、地点、人而不同的，例如，我有一百个香蕉，你有一百个苹果，可是我没有苹果我还想吃苹果，你没有香蕉你还想吃香蕉，我们之间就可以进行交换，我拿一个香蕉换你一个苹果，换完之后我就变成九十九个香蕉和一个苹果，你变成九十九个苹果加上一个香蕉，总量都是不变的，但是价值变化了，为什么价值变了？因为我有九十九个香蕉加一个苹果，本来我有九十九个香蕉加一个香蕉，现在这个香蕉变成苹果了，而这个苹果的价值是大于一个香蕉的，你再拿一个香蕉给我换这个苹果我是不会换的，因为我有的是香蕉，你拿两个香蕉给我换，我也不见得会给你换，因为我不稀罕这么多香蕉，最后你拿五个香蕉给我换这个苹果，也许我会勉强同意，这就证明我这个苹果值五个香蕉，本来是一百个香蕉，现在变成一百零四个香蕉。所以，交换就创造出来财富了，而且不单对我创造财富了，并且对你也创造出财富了，你唯一的香蕉不仅值一个苹果，你也可能值一百零四个苹果了。
    我们说，非常简单的买卖，如果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还是一百和一百，哪来的价值呢？劳动价值论是这样思考的，他就不知道这个价值论是错误的，下面我们还要讨论什么价值是正确的价值。
    最简单的买面包、苹果换香蕉，最复杂的买卖是企业的买卖，一个企业整个把它卖掉，企业之间怎么买卖的呢？同样的道理，卖企业的一方和买企业的一方，对同样企业的估价是不一样的，卖方的估价低，买方的估价高，这个买卖就做成了，但是企业之间的买卖比较复杂，因为人员、设备、品牌、技术、市场很多价值都在里面，加起来变成一个生产力。但是，卖方的估价为什么低呢？为什么买方的估价高呢？因为这两个持有者他们的约束条件不同，原来的卖方有一些事他干不成，他有约束，而新的老板也有约束条件，但是他的约束条件与卖方的约束条件是不一样的，卖方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买方能够做到，这样企业就可以增值了。比如卖方老板的融资能力差或者他想得到一项技术而没有得到，而新的老板的融资能力强或者技术比较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卖方出的价格与买方出的价格不是一样的，一个企业把它转手买卖做成以后，企业的价格就增加了，由此社会的财富也就增加了。所以说，任何一个买卖它都使得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的，道理也非常简单，人的决策是按照他的利益相关的。

 第二个问题，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的利害，如何影响人的决策

    从以上道理中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所有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统统都能够创造财富。因此，不断的进行交易，财富就不断的涌现出来。因为没有交易都是赚钱的，都是创造财富的。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财富增加了十三倍，现在我们每年创造的财富是三十年以前的十三倍。为什么这么多？因为交换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每笔交换都在创造财富。原来我们认为交换是不创造财富的，交换赚的钱是剥削得来的，商人就是奸商，只有劳动、种地、挖矿才是创造的。因此，对于交换采取各种压制的政策，重农轻商，其实外国也是这样。大家想想看，制度经济学有多么重要啊，可以说，它改变了人类历史。当然不是制度经济学改变了，而是交换改变了人类历史。
    大家可以看看一本书，叫做《人类千年经济史》，它研究最近一千年来的社会变化，研究的结果就是，到一千年到一八二零年为止的八百二十年，人类进步非常缓慢，现在人口的增加非常缓慢，寿命的增加非常缓慢，把这八百二十年当中人的平均寿命只增加了两岁，从二十四岁增加到二十六岁。一直到现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全世界人类寿命平均是六十七岁，这个幅度比人类以前几万年长的幅度都多。人口也是一样，人类有几万年的历史，到一八二零年的时候世界有十亿两千万人口，现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到了六十五个亿，人口增加了五十多个亿，这个二百年的发展超过了几万年的发展。为什么一八二零年或者十九世纪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呢？就是因为交换制度的出现或者市场制度的出现。大家往往以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实科学技术依靠的还是市场，没有市场科学技术等于零。首先，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是好的，我们每年的申报的专利有好几十万件，大部分的专利是没用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不能商业化，不能赚钱。不能赚钱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发明不能节约资源，怎么进行衡量的呢？拿价格进行衡量的。如果你发明一项专利技术，你觉得非常非常好，你要找一个有钱的人来进行投资，你要给他解释专利技术的发展前景，你还要给他算一个帐出来，如果你采用我这个专利技术，前期投资需要多少资金，以后每年可以赚多少钱，如果你把他说服了，他就可能投资这项专利技术。如果你自己也搞不明白，你自己也不知道将来是赚钱还是赔钱，这样这项专利技术等于零，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需要有一个价格来计算出这项专利技术的价值来。
    现在大家知道要用再生能源，为什么不用啊？因为赚不到钱！道理非常简单，采用以后要赔钱，风能好不好？好得很！没有污染，但它为什么不能代替我们煤炭发电的资源呢？因为风能每千瓦小时发出来的电比煤炭发出来的电成本要高很多，虽然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成本有所减少，但还是要比煤炭发电的成本要高。但是我相信风能有一天要比煤炭发电的成本要低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现在还不行。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需要价格啊？它可以计算出某项专利技术是不是可以节约能源。
    由此，我们就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眼光分析一下什么价格是正式的价格。过去我们总是争论是劳动价格还是交换价格，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什么价格是正确的价格。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明了，我们需要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需要是用统一的度量单位，用钱进行统一的度量不同的商品，这个价格是什么价格呢？就是自由买卖的价格，就是交换不受障碍的价格。任何一样东西把它卖掉变成钱，我可以买另外一样东西，一个东西值两块钱，我把它卖掉换成两块钱，买一块钱的东西可以买两个，这个价格表示了这种东西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市场上是可以实现的。什么是正确的价格？就是可以自由的买卖，不受任何障碍，也不要票，也不要审批，拿钱就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一个正确的价格。所以，只有交换形成的价格是一个正确的价格，它不会供不应求买不着，自由买卖就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问题；也没有销售不出去的东西，销售不出去赚不到钱，这个价格就不能衡量这个东西的价格，你就得落价，一直落到有人能够接受为止。因此，一个自由交换的价格它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有票证，永远可以用自由买卖来完成这个交换，这个价格是一个正确的价格。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什么价格是对的，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呢？就是这个道理，你主张要限制经济，不是自由经济，这样这个价格就混乱了，前一段政府把粮油面的价格现价，现价以后你就吃不到兰州牛肉拉面了，我们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律让它自由的涨价和降价，这个价格是能够衡量价值的，货币在这个价格上才能够成为衡量价值的单位。
    说到这，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经济价格就全混乱了，价格一混乱，你的决策就错误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搞糟了呢？不管是中国还是苏俩，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价格出了问题，他的计划不可能是对的，计划你要两个方案做比较，你拿什么做比较呢？价格就不对头，所以就没有办法做比较，那就是拍脑袋了。你想要解决的价格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价格，你的经济必须是自由交换的。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计划可以实现节约资源，以为市场浪费资源，要依靠计划来实现资源，比如节约能源，甚至于还认为计划经济还不够，要用法律来节约能源，因此我们国家制订了节能法，我就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节约一个资源靠的不是法律，靠的而是市场，因为市场能够最优的配置资源。什么市场呢？就是自由交换的市场，它能够最优的配置资源，依靠法律就破坏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源的配置不是靠法律的。所以我就反对节能法，你要节能就制订节能法，要不要节约水呢？因为水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制订一个节水法；要不要节约土地呢？再制订一个土地法；要不要节约资本呢？再搞一个节约资本法；要不要节约劳动呢？再搞一个劳动法，要不要节约外汇呢？也要！这样好了，你制订一百个法，也不够，而且这些法律相互之间还会产生冲突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原来节约资源是不能靠法律的。不过有人理直气壮的给我说，美国也有节能法，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市场经济啊，日本也是市场经济啊，德国也是市场经济啊，而且美国的节能法做出了非常大的效果，节省了很多能源，我的回答是，他们全都错了！他节约了能源是不错，但是他浪费了别的资源，节能法的特点就是浪费了别的资源，达到节能的目的。市场的特点是它节约一起资源，什么因为都有一个价格在里面，它是节约钱，最后就把所有的资源都节约了。一个节能法只节约能源而别的东西都不管了，其他的也是一样，所以我敢说全世界都错了。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是对还是错？这不是很高深的理论，如果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节约能源，有多少个法律才能够够用啊！最后的结果是节约了一方面的资源，最后浪费了其他方面的资源。当然也可能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能源价格过低，靠能源的价格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时候要提高能源的价格，这就对了。现在我们的政府又不想提高能源的价格，还想要节能，我就不知道他们采取什么办法能够节能啊。最后，还是要靠市场，因为市场能够节约一切资源。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价格不能错误，价格有错误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外部性的价格，外部性的价格没有包含在市场价格里面。我刚才讲了，所有的交换都创造财富，因此大家都在交换，忙着赚钱，这样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但是这个交换不能有外部性，我们之间进行交换，你也赚钱了，我也赚钱了，可是第三者受损失了，加起来财富不见得有增加，我们两个的财富增加了，第三者受到损失了，这就是外部性。如果交换有外部性，政府就要进行限制，不要让存在外部性的交换畅通无阻，要把外部性的成本加到你的私人成本里面去，这也是制度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全世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都搞计划经济，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怎么想的呢，就是有计划、按比例，是一个好的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现在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大家想一想，有计划、按比例这种经济是科学的吗？还是没有计划、没有比例更科学？当然有计划、按比例科学啊！但是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前提，假定这个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这个比例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这当然好了。但是问题也在这个地方，到哪里去找这个好的比例，到哪地方找那个正确的比例啊，这个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以一个先入为主的假定，但这个假定是非常普遍的存在我们的头脑之中的，一出问题请政府出来，计划谁做？政府来做！比例谁掌握？国家计委掌握！假定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能够找到好的计划和正确的比例，而你没有想到，计委这些人是与我们一样的，他可能比我们稍微聪明一点，但绝对不可能聪明到能够把计划做出来。（笑）有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中国人是这么想问题，那外国人可能也是这么想问题，请政府出场，认为政府能够做好事，但事实上不是政府不想做好事，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好事。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计划是好计划，一个比例是正确的比例，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来判断的呢？我就想起韩愈《千里马》的那篇文章，他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因为有了伯乐以后才把千里马挑出来，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普通的马。因此他的主张是，你要选马要请伯乐，你选人才要有人才的伯乐，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伯乐到哪里去找？没有告诉我们！这与找人才是一样的问题，假定两个人都说我是伯乐，这两个人看的马不一样，完了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按照韩愈的办法，要找一个伯乐的伯乐先看看谁是真伯乐，（笑）然后，伯乐的伯乐还有真假，再有伯乐的伯乐的伯乐。韩愈的这篇文章我们念了一千二百年了，变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发现，他的这个观点是一个大错误。我们以前找到千里马伯乐就解决问题了，计划经济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有一个好计划、好比例，到底这个好计划、好比例从何而来，之前没有思考过。
    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了不起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我今年八十岁了，我看这三十年的变化确实是了不起的，我不光看中国，而且我还看外国，两个月以前我到印度去，印度的新德里好像就是三十年以前的北京，印度的马路上打不到的，现在中国一些小的城镇都可以打到的；新德里的乞丐不是要钱而是要吃的，因为他们吃不饱，我住的一个宾馆半夜十一点钟有人敲门，开开门一看，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跟我比划着要吃的，印度还存在饥饿的问题，北京的乞丐你要给他一个馒头，他是不高兴的，（笑）他想要的是钱；新德里你远望天边一览无遗，北京要是远望的话，都有建筑物给挡住了。另外他们没有地铁，据说正在建设，这与三十年以前的北京很相似。由此，可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太成功了，太了不起了，我们成功的主要经验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自由的扩大。人、物可以自由流动，现在就剩下土地不能自由流动了，还要冻结农用地，我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土地要是能够自由流动，它创造的价值就提高了。
    虽然我们的财富是增加了，但是我们出现了贫富差距，这也是我们制度经济学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市场确实是好，但是这个好有一个大的弊端，对穷人是不公平的，因为穷人没有钱，而市场经济干什么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生活，于是穷人非常的痛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经验里面，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有没有不公平的地方？你有没有感觉到社会公平不公平？你认为你所碰到的不公平用什么办法解决？你能不能提供一个方案？或者说你认为的公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平？是不是财富一样就是公平？公平的定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长的时间，我也看过很多的资料讨论公平的定义，我认为，所谓公平是指每个人的约束条件相同。什么叫约束条件？就是你能干的我也能干，你不能的我也不能干。如果你的约束条件与我的约束条件不一样，那就是不公平。当然，首先的约束条件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东西他对于不同的人约束是不同的，那就是不公平。大家知道，北京长安街的马路上东西方向的汽车是不能左转弯的，但是有些特权车它就可以左转弯，他的约束条件与我们的约束条件不同，这就是很明显的不公平。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现象，他能干的我们干不了，警察可以抓人，但是抓人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的，如果他法外行使行政权的话，那就形成有些人可能被抓，有些人可能不被抓，这样我们的约束条件就不一样了。除了法律上的不平等，还有传统看法的不平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法律不平等我们可以采取手段修订它；但是观念上的不平等纠正起来是比较费劲的，比如我们对某些农民兄弟的歧视，有些不平等不完全表现在金钱方面。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多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取消应该是什么东西的不公平，哪些不公平我们是不得不保留的，为什么需要保留？我们取消一切不平等的社会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啊，究竟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保留它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制度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非常感谢茅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的阶段，同学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茅老师提出来！
问：茅老师您好，您认为马太效应是一种公平吗？
答：马太效应一般指的是正反会，越来越强化，这种现象在经济当中也是有的。它不能自我调节，但是市场经济有个特点，它会麻木，有的时候麻木的很厉害，郁金香危机啦，中国有君子兰危机啦，到最后它要纠正自己的。
问：您反对冻结农用地，可在当前，农村很难留住资本，如果开放农用地流转，可能会使资本流入城市。从而造成农民用养命的土地换来城市的流动性过剩，甚至通货膨胀，对此，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农村的钱能不能留在农村里面用在发展经济方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土地能不能流转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不流转也要解决，流转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土地应该自由流转、自由买卖，钱能够不能够留在农村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问：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买卖形成的价格是否是正确的价格？
答：这是存在问题的，但是纠正的办法就是尽量的使得买卖双方的信息有更完整的了解。
问：您对时下出现的“小产权房”问题如何看？
答：我对“小产权房”没有研究过，但从经济自由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小产权房”应该纳入正规的交易，应该允许它自由的买卖，这对于改善资源配置有好处。
问：您赞同自由市场完全竞争，但如何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答：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或者说我们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解决，我们用政府来代替市场，来拟制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是经常失灵的，市场是偶然才失灵，市场一般都是有效的，政府一般都是无效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没有竞争，市场都是存在竞争的。
问：您是否认为宏观调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答：宏观调控看调控的是什么，首先货币必须是宏观调控的，必须是中央银行发货币，这就是属于宏观调控。还有税收，这个也需要政府管理的。像这些政府必须得管的，他们要拿出宏观调控的手段。但是，不能用限制牛肉面的价钱去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管货币、管利息率、管政府税收、政府开支，这些是宏观调控，而不是管价格。
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股市和楼市？
答：股市肯定是存在泡沫，楼市我看不太准，过去我认为是泡沫，现在我越想越没把握，因为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房子很便宜，我们中国人认为很贵，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房价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