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国家法治化的关联分析
1.法治变动分析
十一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多有起伏。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法治建设有不同的认识和政策,其发展也贯穿了“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从十一大至十八大,我国的法治建设一直朝着逐渐成熟的方向进步。具体而言,党领导下的国家法治建设在法律信仰、立法、执法、司法和其他方面有不同的表述和注重。(参见表三)
从十一大至十八大的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立法在法治建设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十三大开始重视立法工作,并将其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顺应改革的潮流,将立法作为巩固改革成果的方式。十四大更加重视规范经济行为的法规制定工作,比十三大在具体任务上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说明我国在立法方面开始注重经济发展需要。在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十五大还在立法方面提出了长远的目标,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比于前几届党代会有较大进步,不仅强调立法数量,而且强调立法的质量和系统性,表明我国开始重视成熟的立法。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强调立法要更加科学和民主。十八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召开的,在立法方面,除了强调要完善这一体系之外,在提出
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方面有很大进步,是在十七大提出民主立法基础上的具体实施。民主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民主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和基本内容。[2]不仅立法内容要民主,从立法程序上也要体现民主。同时,立法的质量问题也关系到法律的实施效果。所以,从立法方面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趋向完善。
在执法方面,党和国家的政策变化没有立法那么丰富,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发展而趋向成熟。党的十一大仅从公安工作方面强调执法,而十二大更是没有提及相关内容。十三大开始提出要完善执法,但未有明确的目标。十四大在十三大基础上有较大进步,体现在
加强执法监督,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表明我国对于执法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在政法队伍建设上,十四大也有所提及,重视提高执法水平。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从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等方面保障对执法的监督。与前几届党代会相比,不仅从理念上更为进步,而且从具体制度构建上更加完善。十六大在执法上未有新的提法,仅强调执法监督和依法行政。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提出对执法队伍建设的要求,同时重视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十八大在执法方面依旧强调依法行政,只是在十七大基础上更加强调规范执法。国家法治化包括政府的法治化,依法行政是政府法治化的要求。
[3]因此,从十一大到十八大党在执法方面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出,我国逐渐重视依法行政,不断要求加强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到了十八大则把行政法治上升为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司法方面,党的十一大和十二大未有明确涉及,但从十三大开始提出要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是在“文革”后总结经验教训的一大进步。十四大提出要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权,比十三大的提法更加具体,说明党对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认识更加深刻,是较大的进步。十五大首次提出要对司法进行改革,相比之前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尤其是其强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并从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角度提出了司法改革的具体方案,在执法队伍建设的同时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十六大提出要维护司法公正,十七大又再提及司法体制改革,而且从多方面具体提出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强调建立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另一方面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有一定的进步。十八大延续了十七大的目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但没有提出其他具体的目标。
在法律监督和普法等其他方面:十三大开始提出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重视法制建设中公民的作用。十四大将民主法制实践与教育结合起来,在十三大的基础上对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有了初步的构想,但缺乏系统性。十五大开始提出要进行普法教育,不仅强调公民的法律意识,而且着重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十七大不仅提出要进行普法宣传,提高全民法律意识,而且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相比之前的进步在于,不仅强调公民的义务,而且开始重视公民依法获得的权利。十八大除了强调普法教育外,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提高运用法治化手段深化改革、解决矛盾的能力,但对公民参与法律监督等强调不够。
表三 党代会报告中(十一大至十八大)有关“法治化”变动比较
党代会
|
法治化
|
法律信仰
|
立法
|
执法
|
司法
|
其他
|
十一大
|
未涉及。
|
未涉及。
|
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
|
未涉及。
|
未涉及。
|
十二大
|
未涉及。
|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
未涉及。
|
未涉及。
|
未涉及。
|
十三大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用立法巩固改革成果。
|
改善执法活动。
|
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
十四大
|
高度重视法制建设。
|
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
加强执法监督。
|
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
|
增强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
|
十五大
|
实行依法治国,发展民主同健全法制相结合。
|
加强立法工作,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
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
开展普法教育。
|
十六大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适应经济发展和入世的新形势,加强立法。
|
推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
|
健全司法体制。
|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
十七大
|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
|
科学、民主立法。
|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
十八大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
严格执法,推进依法行政。
|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
纵观十一大至十八大报告,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法治建设从法律信仰到普法教育都有全面的发展,虽然在具体方面有波动起伏,但仍有所推进。法治作为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在深化改革、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4]从十二大重提法制建设,到十五大开始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体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进步。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属于制度范畴;而法治则是依据法律的治理,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是对法制的完善。[5]另外,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法律信仰、立法、执法、司法和加强领导干部和群众守法、用法等方面,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打下了较好基础。
2.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的关联分析
从广义上讲,根据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现代国家建设就是使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政治相互协调统一的过程,是指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存在、维持和强大的过程。
[6]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逐步实现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总量走在了世界前列,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究竟如何实现,学界观点不一。实践表明,通过法治的发展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是较为稳妥的路径选择。
十一大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十二大明确提出了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点和主线,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突出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的相关作用却较少提及。十三大首提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试水,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当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相适应。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此时已初步认识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三者之间不可分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十四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要求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也认识到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提。但实践中仍然贯彻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法制为经济服务的原有方针。
十五大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相辅相承。政治民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发展依赖于法制的健全,法制的健全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是途径,民主政治是目标,二者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对法制建设的完善提出了要求,只有法制建设跟上了,经济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竭的动力。随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观念的提出,十七大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我国在经济、法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日趋成熟,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需求更加迫切。十八大明确指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民主建设,而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法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也需要法治先行。所以“要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参见表四)
表四 党代会报告中(十一大至十八大)有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发展变动比较
党代会
|
经济市场化发展
|
政治民主化发展
|
法治化发展
|
党内民主
|
党外民主
|
政治体制
改革
|
十一大
|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
|
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
未涉及。
|
未涉及。
|
十二大
|
经济发展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
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
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
|
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
|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
|
十三大
|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
|
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
|
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秩序,巩固改革成果。
|
十四大
|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
|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加强市场制度法规建设,将法制化与民主化紧密相连。
|
十五大
|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
健全民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
|
完善民主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
|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依法治国。
|
十六大
|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
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十七大
|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相适应。
|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十八大
|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注重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主张:“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7]。但他还认为政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发展具有同向、逆向和交叉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8]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国家权力”、“政治权利”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政治体制的改革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与经济体制沿着同一方向和进度协同作用。政治体制改革要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贯主张,但在现实中,政治体制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此思想并不统一,部分人害怕政治体制改革的过于激进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悲剧的再现。实际上,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我国的现状却是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滞后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十八大报告再次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不少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在于法治先行。
[9]笔者认为,法治先行、民主渐进,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是未来我国最合适的道路抉择,而其中首要的是构建法治顶层设计。
三、建设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法治顶层设计和进路
(一)改革的顶层设计关键在于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基础和前提
党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注重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推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转变已成为我们当下的迫切选择。即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实行变革。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以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有关改革的顶层设计,多数学者均认为应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和着眼点,有学者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民主政治的实现路径以及国家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等多个层面阐述了其关于顶层设计的思考。
[10]有学者则宏观性的分析了顶层设计的层次和内容,顶层设计的主体以及顶层设计的目的等问题,并具体阐述了顶层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11]也有学者阐述了以顶层设计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路。
[12]反对者认为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本身就是一条死路,认为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改革走向改制。
[13]实质上,笔者认为其所谓改制与多数学者所说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一致的,众多学者的着眼点均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而笔者所提的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正在于改革现有政治体制以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前文已经提及,法律作为主要的公共判断标准,对于解决价值分歧,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性作用。法治国家建设所应具备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以及法治化所要求的良法之治,可深入体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法治化建设对于协调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二者协调、相适应,建设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基础性、框架性作用。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都需要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以保证改革的公信力和确定性,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建设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应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基础和前提。
(二)以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建议
1. 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统筹安排
自从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制度建设和法治观念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率和推进经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法治国家建设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建设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的法治国家,必定涉及多方面的运行机制,笔者以下从法律信仰、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几个方面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制度作出建议和设想。
在法律信仰方面,从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行依法治国,发展民主同健全法制相结合”、“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以及十八大提出的“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有关提法中可以看到,在法律信仰方面的建设还是停留在简单的间接宣示上,还没有直接涉及民众的利益与诉求。法律信仰是“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14] 尽管人们遵守法律或者诉诸法律的直接动机并不相同,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或动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律必须能给人们带来正义,法律能为诉求者带来利益。因此,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使人们信仰法律,就必须让法律体现多数人的诉求和利益,体现法律的人性关怀,使立法更符合人们的实际生活,使人们真正能从守法中得到利益。
在立法上,贯彻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仍有诸多方面存在法律规制的欠缺或漏洞,比如人权保障和私权保护,对未成年人保护乃至金融监管等领域,我国立法均不够具体和完善。以民法典起草为例,有学者多年前便提出应
制定民法典,完善我国的人格权保护制度。
[15]像这些法律空缺地带都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在对立法机关的关注上,应当逐步提高立法机关人员的进入门槛,只有提高了立法人员的素质,制定科学合法的法律才能指日可待。
司法上,从历届党代会报告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司法一贯采取的政策方针,即强调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以及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大多是从宏观方面对司法机关提出要求,但是,对在实践中接触当事人的审判人员的工作职责、品德修养、专业水平、作风素质等方面还不够重视。如何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提高司法效率等司法实践问题,应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步骤尽快提上日程。
在法律监督、守法和普法上,党一直注重公民守法意识的培养,积极推动公民普法教育,但细数历届党代会报告,少有对法律监督的总结与规划。我国是世界上法律监督机构和团体最多的国家,既有国家监督、还有社会监督,更有专门监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律监督体系。
[19]机构庞杂的监督体系很容易造成越权监督或者重复监督,却又无效监督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法律监督部门职责的制度,尽量精简监督机构,集中精力提高某一个或某几个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责,提高监督效率。同样,法律监督同样应当坚持依法监督的理念,明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而不是彰显个人权威,因此监督机构更应当带头守法,依法监督,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法律监督的作用。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尽管经济发展前路尚未明晰,法治建设进程中也存在诸多变化,但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国策是明确不变的:任何制度的引进或改革都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应该符合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要求,并以国家法治化予以推行。
2. 改革的协调发展和进度设定
如前所述,法治国家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民主化建设、经济市场化建设相辅相承的。改革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但应当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
从宏观上来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经济市场化是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发展的基础,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反过来促进和保障经济市场化成果。具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包括行政制度改革、审判制度建设、党内外民主制度建设和党际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经济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垄断经济改革、劳动分配改革、财税改革、金融社保体制改革等;国家法治化改革则主要包括立法程序改革、执法司法改革等。三者之间发展变迁的关系决定了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日程设定。
应当进一步提升和推进司法改革。有学者认为,法治国家的建设可以以“法治政府”为突破口,把审判权的存在方式作为“法治政府”的评判标准。司法机关的审判权是对立法权、行政权的制衡和纠正,审判制度的建设对于保持国家权力的中立性有重要意义。审判不独立,法律的严格适用就不能实现,公共权力就得不到有效的限制,而要实现审判独立就必须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和律师的功能强化。对于审判制度建设的时间表,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客观条件来看,通过审判独立和司法审查形成制衡政府权力的制度化应该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开始,并在2018年左右产生实效。审判制度建设的先行会对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产生有力的支撑。[20]法治国家建设需要行政制度改革、司法监督制度改革的支撑。有学者在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咨询型法治”是最适合我国国情和中华文明的法治的制度设计。香港和新加坡即是“咨询型法治”建设的成功案例,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由五大支柱构成,即中立的公务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系统、广泛的民意咨询系统、法律保护但又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21]。基于这五大支柱之上并协调好五大支柱的关系,法治有望在我国水到渠成。笔者认为,这一构想并没有直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政分开。没有“党政分开”就不能实现确实的权力制衡,宪政就不能得到高效地实施,法治就难以真正实现。虽然该观点存在瑕疵,但有一点却不容置疑: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需要行政、司法、监督、咨询等制度建设的支撑。
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也需要劳动分配改革、垄断经济改革、金融社保体制改革方面的支撑。共享性和强调权力保障是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特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的公平正义要求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推进垄断行业国企改革相统一;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的权利保障的要求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建设目标相一致;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的协调发展的要求与经济建设财税改革相统一。
包容性法治国家建设同样需要政治民主化改革支撑。[22] 经济、民主、法治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法治建设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全方位统筹安排的过程,从总体上看是法治国家建设统率经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过程。虽然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应当先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任何前提和准备,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政治和经济上一定的改革支撑。法治先行的推进日程设定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进行学术、舆论、宣传准备,加强国家公职人员培训,制定相关法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推行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的共识,提升法治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地位。同时,完善相关法制,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经济改革、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保改革,完善经济基础。(2)试行阶段。试行党政分开,提升和推进司法改革,健全司法监督、党内党际民主等各方面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3)归政于法阶段。在党的领导下,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消解“人治”因素,实现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
四、结语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和封闭性,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难点与阻力。一方面,联合国数据估测显示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高达
0.55,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另一方面,资源掠夺和恶化,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律信仰和法治建设的深入。以上两方面归根结底是来自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23]国家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势必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从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改变现阶段不正常的利益格局,约束权力对于经济政治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支配,必须坚定地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引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法治先行,打造一个注重程序、尊崇法治的社会环境,为渐进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必要的条件,回归法治化、民主化和市场化包容性发展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最终实现以法治国家建设统率和推进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包容性、共享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实即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导向,确立法治先行、民主渐进的改革顶层设计,以法治国家建设夯实和推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基础和发展进程。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24]它在理论上是现实可行的。法治与包容性发展不可分离、高度契合,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制度航船和实现路径。走向包容性的法治国家建设,就是走向安定繁荣的大治!
[2]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 477页,
[3]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页。
[4] 江必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以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为背景》,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
[5] 刘军:《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条件》,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 参见丁家龙:《现代国家建设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2010第12期。
[7]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8]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7页。
[9]较有代表性的表述如:“法治先行,打造一个注重程序、尊崇法制的社会环境,就能为渐进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创造必要的条件。在社会转型期选择法治先行民主渐进的路径,符合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付出的社会变革成本和代价相对较小,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参见齐奇:《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先行民主渐进》,载《法制日报》2011年7月26日。
[10] 参见广顺:《关于顶层设计的思考》,载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59.html,2012年12月9日访问。
[11] 袁绪程:《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载http://yuanxucheng.blogchina.com/1303337.html,2012年12月13日访问,原载
http://reform.org.cn/news/html/?633.html,已无法访问。
[12]华炳啸:《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路与顶层设计》,载《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1辑《大国复兴的宪制之道》,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3] 刘军宁:《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是一条死路》,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74487101019f3z.html,2012年12月13日访问。
[14]苏力:《法律如何信仰——<法律与宗教>读后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15] 张新宝:《民法典: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
[16]王利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7]参见卓泽渊:《依法治国中的依法执政》,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18]季卫东:《建设法治国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载《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19]李龙:《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纪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十周年》,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0]参见季卫东:《建设法治国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载《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21]参见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22]有学者认为法治的实现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是重新确立民主、法制和法治在执政党意识形态上的头等地位;第二是权力结构上的设计,处理好政治、法律和社会工作的优先次序;第三是司法系统的非政治化。”参见郑永年:《为什么中国社会怀念“民主与法制”》,载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20911ma.shtml ,2012年9月11日。
[23] 有学者指出
,“改革如果不彻底, 在推进至某个特定阶段的时候, 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进一步破除原有格局时,这些利益集团将成为妨碍改革推进的重要阻力。”参见袁绪程主编:《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24]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2月23日进行全面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mos.gov.cn/mos/cms/html/3/4/201302/28129.html,2013年3月25日访问。